孙盈科使用受贿所得，在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东辛秤村北的梧桐嘉苑14号楼购置房产一套★■★■★，并与其妻弟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砖厂村的北京金隅花石苑15号楼为岳母购置房产一套★◆■。

　　在许杰担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的前一个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开始施行■★。国家信访部门以该条例为依据，每月会对各省、市、自治区★◆★■“非正常”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市信访部门也开始对省行政辖区内的单位进行排名，排名单位一直涵盖至乡镇政府■◆。而除了《信访条例》，多个地方也出台了有关信访排名的地方文件■◆◆■■。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长期对中国信访制度进行研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访排名有可能推动地方政府去解决者的问题★★■■◆，但在政绩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不被追究责任，对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甚至公开行贿去销号。“这个阶段还产生了大量的中介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包括黑保安公司，以及训诫中心黑监狱◆■★■■。”

　　2013年7月2日■★，李斌因破坏信访系统内的计算机数据系统获罪。李斌被抓★★◆■◆，引发了国家信访局信访销号窝案的连锁反应。

　　事成后，当地信访部门从信访信息系统网确证没有登记后，地方信访办的人就会给李斌送钱，李斌会自己留一部分，余下部分用来行贿来访司相关人员■★◆★■■。

　　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也有地方信访办会与北京的地下黑保安公司进行合作。但是随着前几年黑监狱的查处与曝光◆◆★■◆，这种方式逐渐减少■◆★■。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目的之一就是在信访排名影响政绩的背景下，尽量减少或者消除进京。

　　在邯郸市邯郸县信访局北京工作组工作的张红杰，在与其单位同事李莆交接工作时★★■■■，李给他介绍认识了李斌。李莆嘱咐张红杰◆■★★■，以后处理邯郸县在京信访问题◆★■★■，需要帮忙就找李斌■◆。

　　2008年◆★◆★■■，国家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联合出台《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责任追究做出具体规定。

　　2005年6月至2013年11月◆◆★，许杰在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岗位上待了8年半。而自1989年始，除了有1年多时间挂职山东省昌邑县副县长外，他一直在国家信访局任职★◆■■，是信访系统名符其实的■■■“老人★■◆”。

　　邯郸市魏县信访组组长刘瑞昌，是主要负责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值班的一名蹲守人员，发现属地者就联系当地政府进京接人。如果有人没拦住进了国家信访局，他也去找李斌帮忙销号。刘瑞昌先后把6万多元人民币直接送进国家信访局宾馆308房间◆◆★★■。刘瑞昌把这些来源于魏县驻京工作组的信访保证金★■，还有一部分是人员所属相关责任单位支付的钱，记录在笔记本上★★◆◆★，并且详细记录了送钱的时间和数目。

　　2008年7月◆★■◆■★，26岁的李斌成为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信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7个月之后，他被借调至邯郸市信访局工作■■■◆◆◆。2010年4月★◆■■◆，李斌被借调至国家信访局来访司工作。在此期间，李斌长期居住在国家信访局宾馆的308房间■■◆。正是在这个房间，发生了多起交易黑幕。

　　这样的压力在省级政府之下，转变为较之责任追究更严厉的“信访一票否决”制。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成为常态。

　　2015年7月6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06年至2013年间，许杰在国家信访局副局长任上，非法收受贿赂约610万元。此前，信访系统已经有多人被判刑。

　　李华平2009年由河北省武安市派驻北京做信访工作■◆★◆★◆，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与李斌联系进行销号。李斌会通知人员属地相应单位来京接人。李华平则拿着属地交付的装有现金的信封交给李斌。国家信访局宾馆308号房间■★■■★，成了李斌收钱的固定场所。在这个房间，李华平给了李斌近70万元的好处费◆★◆◆◆，资金全部由涉案乡镇和市直部门提供。以同样的手法，邯郸的各所辖区县的驻京工作组也对李斌进行贿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永定门西街一位守候属地人员的信访工作人员处得知■★■★★，销号的费用，一般的个人需要2000多元，集体会在4000元左右，而事关厅级官员或单位的，一个号会在5000元左右◆◆★。

　　除孙盈科之外★★■，国家信访局的陆洋、马积育★■★◆、李淑华、孙凤先等人相继被调查起诉。不足半年时间后，2013年1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李斌共收受河北省邯郸市及下辖部分区县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孙立军给予的人民币60万元，李章杰、李华平给予的人民币150万元，张红杰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刘瑞昌给予的人民币6.8万元，共计人民币226★◆■★◆◆.8万元。李斌自己分得人民币30万元★■■，给予国家信访局来访司孙盈科30万元、马积育70万元★■◆、陆洋20万元。

　　相关的司法文书显示，信访系统销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变更归属地，就是把市里、区县的问题故意模糊归属地，登记成省里的或者省直机关的■■■★◆;第二种是口头劝返，就是不按照信访条例的要求往地方交办和转送处理，而是直接选择口头劝返，这样地方就看不到信访的数据◆★★★;第三种■★◆★★■，因为有些地方对集体考核时会对人数有考核约束，信访机关就会把集体故意登记为个人，或者少登记人数。

　　2006年至2013年间，孙盈科担任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接待二处、接待三处■★◆■◆◆、接待五处副处长和接待二处处长期间，先后为河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江西省等地方信访部门销号◆■。这些地方的信访人员通过登记后◆■◆★◆，孙盈科就选择★◆★★■◆“口头劝返”的处理方式、★■◆★“改变问题归属地”“集体访改个人访”等手段■★◆◆★，减少地方信访部门在国家信访局登记的数量。孙盈科也通过这些手段，获得了这些省份信访人员的不同数量的金钱贿赂。

　　在这一系列被称作“信访局窝案■★”的贪腐大案中★★，涉案者既有前副局长、前处长■■，也有前来挂职锻炼的工作人员。行贿涉案范围波及多个职位的信访官员★★◆，销号窝案也将全部浮出水面。虽然多起案件的一审已经终结◆◆◆，但依然让人心有余悸。

　　与借调人员李斌只为邯郸市销号不同■◆■◆，国家信访局来访司的工作人员则参与了多省份的信访销号■★◆★，并收受了巨额好处费★■。

　　李斌接受邯郸市及下辖市县信访部门的请托◆◆■■■，曾分多次把30万元钱送到孙盈科的办公室及汽车内。原辽宁省大连市信访局驻京工作组的组长潘洋，曾负责大连上京信访民众的接待和劝返工作，他伙同国家信访局接待人员进行销号。潘洋前后找过孙盈科20次，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办公楼楼道、办公室等地给了孙盈科8万余元。在国家信访局的办公场所，孙盈科收受100多名全国各地信访部门工作人员贿款共计人民币522.5万元。

　　各省市的驻京办以及办事处，也担当此功能，并负责关系疏通◆◆。他们除了对属地人员进行观察盯梢之外，还要及时和敏感辖区的公安部门保持沟通，以便随时得到情报，进行和销号。

　　从2012年到2013年期间■■★★，孙立军从人员属地市县信访局或者驻京办，拿了大量现金支付给李斌，至少有60万元。孙立军经常到国家信访局宾馆308房间单独会见李斌■◆◆，然后将装满百元面额钞票的信封送给他◆★◆■◆★，有时候因为钱多一个信封装不下，孙立军会带几个信封◆■★。

　　2013年2月◆★■★★◆，国家信访局叫停非正常排名制度;2014年5月★★■◆★，《国家信访局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实施，不再受理涉法涉诉及未依法逐级的信访事项■■◆。上述山东省某县信访办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国家取消了信访排名，但是省里对地方仍有些要求。”

　　在永定门西街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处”，常年驻扎着一批地方信访办人员。7月10日这天■★，此地的马路上停了山东■■★、辽宁■★◆■、吉林三个省份的警车◆★★■。一位来自山东省某县的信访办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的家已经安在了北京◆◆■，而与其同来的两位男士则是实行轮换制，每半月与单位其他人员轮换一次。

　　邯郸地区对信访考核很重视◆◆■★◆★。当地政府不愿意有自己的访民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或是来京后去非正常，于是就找李斌帮忙，同时给其办事费。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每次都是把现金装在信封里★◆◆，直接送到国家信访局宾馆308房间◆★◆★◆■。

　　在办事过程中★★■◆，当地政府信访办人员给李斌打电话或发短信，告之哪些访民来了。李斌则通过疏通关系，找到国家信访局的孙盈科★★■■★、陆洋、马积育★★◆■★、李淑华◆◆■◆、孙凤先等人，让他们帮忙想办法，不给那些访民登记信息。

　　按照于建嵘的设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记者/刘成伟）

　　于建嵘说■◆，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各地信访工作人员销号的资金■■◆■，有的是直接由涉案乡镇和市县直部门提供，有的则是来自涉案地方驻京工作组的信访保证金。而国家信访局原工作人员李斌及孙盈科的裁判文书，则对此提供了一个印证■◆★◆◆。

　　作为“老乡”，张红杰开始频繁和李斌接触，并托其帮忙给集体的人员销号。疏通关系办成事之后，张红杰也是用牛皮纸信封送现金的方式，在308房间先后给了李斌共10万元好处费。

　　的情况，在2013年信访排名取消之前更甚。在许杰主管信访数据的时候，地方未果，者在信访部门◆★★■■、综合治理部门登记后★◆◆◆，便会留下历史记录★◆，影响属地排名■◆■。而信访工作，是地方政府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在严厉的考核指标压力下，有人想到了通过修改信访数据来达到考核指标，销号的生意于是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操作中，销号形成了一条畸形利益链。上述山东省某县信访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披露■■★，目前在北京，各个省份的县市均有大量信访办人员驻扎北京◆◆◆，要么属于举家搬迁落地于此★◆◆★★★，常年工作在国家主要信访部门门口，要么隔期轮换进京驻扎。这些地方干部在北京都有常驻住所，并配有当地的执法警车。

　　邯郸市信访局驻京办处长孙立军★◆◆◆◆★，主要负责和下辖市县信访局驻京人员联系，并接走邯郸市市区及下辖市县及乡镇来京人员■◆★★■◆。当然，在这个主要职责之外，他还肩负发现人员，做工作劝返★★★◆◆;对已经进入国家信访局要的，他要想办法和国家信访局的接访人员联系，进行销访或销号★◆■■■★。

　　2015年7月6日★◆■■◆◆，许杰涉嫌受贿罪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召开庭前会议。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许杰涉贪的数额约610余万元。

　　这些来自县级单位的信访办人员颇多抱怨，但是依然尽职尽责■◆◆。他们不想在自己当班的时候出现乱子。在有属地人员到来的时候，他们会每天六点到达此地门口，将标有◆◆★★★“警察◆■”字样的车停靠在路边，完全不在乎车牌上显示着“鲁M”标号★◆■■■。他们偶尔会待在车里◆◆★★◆◆，更多数时候，他们会拿个马扎，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不断张望信访处门口。有时候◆■★◆■，他们还要承担将属地人员拉回本地的职责■■★★。即便是如此缜密的严守★◆★★■，仍难保证万无一失◆■■★。

　　在许杰最有权势的8年里，他多次利用职权单独或伙同信访系统内部人员，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等方面为地方政府提供方便★◆■◆◆■，先后接受地方政府相关人员行贿，这项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550余万元。

　　当前中国的信访职能过于宽泛，由少数机构担负着许多尚未分化的功能，造成信访总量居高不下。另外，信访机构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现行信访机构庞杂分散，归口不一。除此之外◆■★★，信访处理的随意性较大◆★◆，人治色彩浓厚◆◆■★■。

　　《规定》第六条提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其中包括◆■，“本地区◆★★★■、单位或部门发生越级集体或件后，未认真落实上级机关的明确处理意见■◆，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或引发重复越级集体，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在得知李斌借调国家信访局之后，孙立军看到了希望■◆◆■◆。他通过李斌拿钱疏通国家信访局来访司接访人员，减少或者不登记信息。通过人为降低信访数据，提升邯郸地区在河北省的排名。